作者：李龙泉

长期以来，民事诉讼地域管辖规则在实务中人人熟用，但极少有人深究：大量日常管辖规则，根本并非法律本义，而是最高人民法院通过司法解释“越界创设”的造法结果。

尤其《民诉法解释》第8条至第12条，长期被学界和实务界默认是对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3条（原告住所地管辖例外）的配套解释。但严格追溯法理、法条边界、立法逻辑，会发现：第9–12条完全脱离上位法文义射程，属于典型的司法造法，并非合法解释，也不存在实质正当性。

一、先厘清：民诉法23条的法定边界

《民事诉讼法》第23条，明确仅规定四类被告客观无法正常应诉的特殊情形，方可突破“原告就被告”原则、由原告住所地管辖：1. 被告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居住；2. 被告下落不明或者宣告失踪；3. 被告被监禁；4. 被告被采取强制性教育措施。

本条立法原意极度清晰：仅当被告人身自由受限、客观无法在住所地应诉、原告前往起诉显著不公时，才例外地颠倒管辖法院。它的例外逻辑只有一个：被告客观应诉不能。 除此之外，所有普通民事案件，一律严格适用原告就被告，无任何法律授权可以增设例外。

二、核心问题：民诉法解释9–12条，完全超出解释权限 

《民诉法解释》将8–17条统一打包归类为“对民诉法23条的解释”，但逐条辨析即可发现：- 第8条：尚可视为对“被告被监禁”场景的细化补充，属于合法的法律适用解释；- 第9–12条（赡养、监护、军婚、异地离婚管辖）：上位法无任何依据、无任何文义射程、无任何立法预留空间。

这四条创设了全新的、法律从未规定的管辖例外：

1. 多被告赡养案件，原告住所地管辖；2. 监护纠纷特殊管辖；3. 军人离婚专属管辖；4. 夫妻长期异地分居离婚，突破原告就被告。

从严格法治角度：这不是解释，是创设新的诉讼制度。

根据《立法法》，司法解释仅能解释法律已有规定的内容，绝对不得创设当事人的诉讼权利、管辖规则、程序制度。

地域管辖属于民事诉讼基本制度，基本制度的创设、修改、新增例外，专属全国人大及常委会立法权限，最高院无任何权限增设。

三、误区破除：这些规则，根本不存在“实质公平刚需”

很多人、甚至很多教材为此辩护：“这些规则是为了保护弱势群体、减少诉累、实现实质公平。”这是典型的伪理由。

我们以最典型的第9条赡养费纠纷管辖为例：

多个子女分处不同辖区、老人维权，完全不需要创设原告住所地管辖例外。

现有法律体系完全可以解决：共同被告、必要共同诉讼、合并管辖规则早已成熟。原告任选任一被告住所地起诉，法院可直接追加全部子女为共同被告、一案合并审理。老人根本不需要多地奔波、多次起诉，现有制度完全足以保障权利、减少诉累。

换言之：该司法解释规则，不是雪中送炭，只是锦上添花；不是制度刚需，只是便利叠加。 既然不是刚需，就不存在司法越权造法的正当性。 

同理： 

- 异地离婚，原告远赴被告户籍地起诉，只是诉讼成本问题，而非权利无法救济；

- 军婚管辖特殊安排，是司法对特殊主体的额外倾斜，而非法律漏洞填补；

- 监护纠纷特殊管辖，只是审理便利优化，而非立法空白必须填补。

所有9–12条规则，均可通过原有原告就被告+共同诉讼规则完美闭环解决。

所谓“实质公平”，只是司法解释越界后的事后包装借口。

四、真实成因：早年司法解释权力泛化，形成路径依赖

这套不合理规则之所以沿用至今，真实原因只有一个：90年代立法粗糙、修法迟缓、立法供给不足，最高院长期代行立法权，形成司法造法惯性。

1. 早期民诉法条文极度单薄，大量细节无规定；2. 立法机关长期不修订、不细化；3. 基层司法亟需办案规则，最高院以“司法解释”名义批量补漏；4. 大量越界规则出台后，长期适用、形成判例习惯、形成实务既定事实；5. 后期无任何机关纠错、无备案审查撤销、无立法清理。

最终造成现在的局面：法理上越权、体系上错位、逻辑上多余，但实务上人人在用、根深蒂固。这也是我国民事诉讼体系最大的结构性瑕疵：法典搭建骨架，司法解释填充血肉；大量程序制度并非立法设计，而是司法自我赋权的产物。

五、体系连锁问题：民诉通篇都是“解释大于法律”的体例混乱

这和我们另行深度拆解的其它问题同源同病：

1. 特别程序、督促程序、公示催告程序人为割裂、体系错乱，是实务分工优先于理论逻辑；2. 一审、二审、再审、非讼程序章节排序历史堆砌、逻辑不通；3. 大量“特殊程序、特别程序、准非讼程序”概念重叠、徒增困扰；4. 管辖例外规则司法自创、挂靠母法、假装是解释。

本质一句话：中国民事诉讼法，不是理论先行、体系严密的成文法典，而是几十年实务补丁层层堆叠的结果。 

六、结语：合法不等于合理，好用不等于正当 

站在实务视角：8–12条好用、便利、办案顺畅，所有法官律师都在用。 

但站在法理、宪政、分权视角：这是典型的司法越权、司法解释泛化、以解释代立法的制度瑕疵。 法律没有规定的例外，严格逻辑下就应当统一适用原告就被告。诉讼便利，不能凌驾于法律保留、立法专属、权力分工之上。 所谓的“便民优化”，本质是：用司法便利，替代立法严谨；用司法解释，突破法律边界；用实务惯性，掩盖体系缺陷。

 这套规则沿用三十年，早已固化、不可能被废止。但作为法律从业者，必须清醒认知：很多我们熟稔于心的民诉规则，本来就不该存在。它是历史的产物，不是法理的结果；是权力的惯性，不是体系的逻辑。